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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是什么样的人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译文
嵇康谨启：过去您曾在山嵚面前称说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引为知己之言。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对我还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和阿都对我说，您曾经打算要我来接替您的职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应变，对人称赞多而批评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罢了。近来听说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忧虑，恐怕您不好意思独自做官，要拉我充当助手，正像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这等于使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气味，所以向您陈说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一种既能兼济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决定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强。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但这只是一种空话罢了。老子和庄周都是我学习的人，他们的职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贱职，我哪里敢轻视议论他们呢？又如孔子主张博爱无私，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他也不会感到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这也是前人所说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从以上所讲道理看，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助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彼此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现的行为、所走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因此入而不出。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名声，因此往而不返的说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爱慕蔺相如的气节，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勉强改变的。每当我读尚子平和台孝威传的时候，对他们十分赞叹和钦慕，经常想到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身体也比较瘦弱，母亲和哥哥对我很娇宠，不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比较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也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我是不愿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发胀得几乎要转动，才起身去便。又因为放纵过久，性情变得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违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受到朋辈的宽容，从不加以责备。又读了《庄子》和《老子》之后，更助长了自己的狂放不羁。因此，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则日益加强。这像麋鹿一样，如果从小就捕捉来加以驯服养育，那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以束缚，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企图挣脱羁绊它的绳索，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虽然给它带上金的笼头，喂它最精美的饲料，但它还是强烈思念着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阮籍从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常想学习他但没有能够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过度是他的缺点。以致因此受到那些维护礼法的人们的攻击，像仇人一样地憎恨他，幸亏得到了大将军的保护。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我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喜欢睡懒觉，但做官以后，差役就要叫我起来，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边走边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以后，吏卒就要经常守在我身边，我就不能随意行动，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又多虱子，一直要去搔痒，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级官长，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向来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但做官以后，要处理很多人间世俗的事情，公文信札堆满案桌，如果不去应酬，就触犯礼教失去礼仪，倘使勉强应酬，又不能持久，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对这件事情却非常重视，我的这种行为已经被不肯见谅的人所怨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对我进行中伤；虽然我自己也警惕到这一点而责备自己，但是本性还是不能改变，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随顺世俗，但违背本性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且最后也无法做到像现在这样既不遭到罪责也得不到称赞，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办事，或者宾客满坐，满耳嘈杂喧闹的声音，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中，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整天可以看到，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生就不耐烦的性格，但做官以后，公事繁忙，政务整天萦绕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花费很多精力，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情。还有我常常要说一些非难成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这种议论，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张扬出去，为众人所知，必为世俗礼教所不容，这是第一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我的性格倔强，憎恨坏人坏事，说话轻率放肆，直言不讳，碰到看不惯的事情，脾气就要发作，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以我这种心胸狭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说的九种毛病，即使没有外来的灾祸，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哪里还能长久地活在人世间呢？又听道士说，服食术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心里非常相信；又喜欢游山玩水，观赏大自然的鱼鸟，对这种生活心里感到很高兴；一旦做官以后，就失去了这种生活乐趣，怎么能够丢掉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而去做那种自己害怕做的事情呢？
人与人之间相互成为好朋友，重要的是要了解彼此天生的本性，然后成全他。夏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全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近时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汉，华歆不硬要管宁接受卿相的位子，以上这些人才可以说始终如一，是真正相互了解的好朋友。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车轮，曲木不能够当椽子，这是因为人们不想委屈它们原来的本性，而让它们各得其所。所以士、农、工、商都各有自己的专业，都能以达到自己的志向为快乐，这一点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它应该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能够因为自己喜爱华丽的帽子，而勉强越地的人也要去戴它；自己嗜好腐烂发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来喂养鸳雏。我近来正在学习养生的方法，正疏远荣华，摒弃美味，心情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最高境界。即使没有上面所说的“九患”，我尚且不屑一顾您所爱好的那些东西。我有心闷的毛病，近来又加重了，自己设想，是不能忍受所不乐意的事的。我已经考虑明确，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您不要来委屈我，使我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
我刚失去母亲和哥哥的欢爱，时常感到悲伤。女儿才十三岁，男孩才八岁，还没有成人，而且经常生病。想到这些就十分悲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现在但愿能过平淡清贫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随时与亲朋好友叙说离别之情，谈谈家常，喝一杯淡酒，弹一曲琴，这样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倘使您纠缠住我不放，不过是想为朝廷物色人，使他为世所用罢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也以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及如今在朝的贤能之士。如果以为世俗的人都喜欢荣华富贵，而唯独我能够离弃它，并以此感到高兴；这样讲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这样说。假使是一个有高才大度，又无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求仕进，那才是可贵的。像我这样经常生病，想远离世事以求保全自己余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说的那种高尚品质，怎么能够看到宦官而称赞他是守贞节的人呢！倘使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经常在一起欢聚，一旦来逼迫我，我一定会发疯的。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会到此地步的。
山野里的人以太阳晒背为最愉快的事，以芹菜为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献给君主，虽然出于一片至诚，但却太不切合实际了。希望您不要像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您把事情说清楚，并且也是向您告别。嵇康谨启。
作者介绍
嵇康（223年—262年，或224年—263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三国曹魏时曾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学问渊博，为人优游适意，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志向高远。因拒绝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对他们标榜的虚伪礼法加以讥讽和抨击，直接触犯了打着礼教幌子的谋夺曹氏政权的司马昭及其党羽，结果遭诬被处死。他临刑的时候：一是有三千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声望；二是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魏末玄学兴盛，向往返归自然。嵇康向往超然自适的生活，把玄学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代表作有《赠秀才入军》18首以及《幽愤诗》。嵇康往往在诗中抒发他强烈的愤世嫉俗心情，因此他的一些诗作写得比较直露，语含讥刺，锋芒毕现，表现出清峻警峭的特点。而他的另一些诗作夹有谈玄的成分，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之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诗歌形象的生动性。不过总的来说，嵇康的诗歌，特别是四言诗，在文学史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他的散文长于辩论，思想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往往带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赏析：清峻意超俗，龙性不可驯
魏晋之际，活跃着一个著名的文人集团，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当时，政治上正面临着王朝更迭的风暴。“七贤”的政治倾向亲魏，后来，司马氏日兴，魏氏日衰，胜负之势分明，他们便分化了。山涛与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原来是好朋友，但是山涛并不是真心当隐士，老死山林。年轻时他就曾对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后来他因与宣穆后（司马懿之妻）有表亲之裙带关系，所以当上了司马家的官。景元二年（261年）在就任吏部侍郎这一要职后，为了进一步稳固地位，山涛不但忠心耿耿地效忠于司马昭，而且还同司马家的重要军政官吏裴秀、钟会（时任司隶校尉）“并申款昵”，而钟会正是在景元中杀害嵇康的关键人物。高贵乡公甘露年间，司马昭篡夺曹魏政权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嵇康当然知道司马懿是如何诛杀曹爽的，也目睹了景元元年（260年）成济杀害高贵乡公的惨状。而就在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升任吏部侍郎后，又欲举嵇康以自代。众所周知，吏部郎的职责乃是为司马准备篡权后随同登基的官员，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是不能胜任此职的。因此，“刚肠疾恶”的嵇康对“非吏非隐”（孙绰语）的山涛，便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于是奋笔写下了这封表明自己态度，抒发对山巨源的鄙夷和对黑暗时局的不满的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第一段从开头到“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以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像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属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从“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到“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并介之人”便为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紧接着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可以得到“金镳”“佳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愿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三段从“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到“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原来中国古代凡在政治上想篡权夺位之人，莫不用汤武、周公来掩饰自己的篡权行为，莫不以顺天应人、效法成汤、周武自居，这原是他们夺权篡位的理论根据和遮羞布。司马昭杀害高贵乡公之后，也还以“欲尊依周之权”“安社稷之难”来为自己辩解；阮籍为郑冲写的《劝晋王笺》，便是用“昔依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借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这样的话来歌颂司马昭而获荣升并得以善终的。两相对比，无怪乎“非汤武而薄周、孔”一语能如此触怒司马昭，激得他迫不及待地要杀害嵇康了。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到“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为第四部分，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道：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像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像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到结尾，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未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味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与山巨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那独特的文字风格。《文心雕龙·明诗篇》给嵇、阮二人的评语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的《诗品》也以“清远”“峻切”评价嵇康诗作。足见是一时之通论。细味作品，这一裁断实在贴切得很。而且，不唯嵇诗清峻，嵇文也以清峻而名家。何谓“清峻”？大体说来，就是立意超俗，行文精炼，词义透彻。本文陈说自己的旨趣、好恶，居高临下，旁若无人，嬉笑怒骂处，涉笔而成文。本来，这封书信是为辞谢荐引而作，但作者没有黏滞在这一具体事情上，而是从处世原则，交友之道大处着眼，引古喻今，挥洒自如。所谓“清远”者，正在于此。而从行文之法来看，道论处世原则，标出“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大义，次述自己生活习惯、精神状态，继而推论，自己必不堪为官，只宜退居。接下来转向对方，也是先标出“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的交友之道，继而责备对方对不起朋友的做法。表面上挥洒自在，筋骨中却贯注着极强的逻辑力量。再辅之以“七不堪，二不可”那样透彻、斩钉截铁的言词，自然可称为“峻切”了。刘师培评论嵇康的散文是“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也是着眼于这种丝丝入扣的内在逻辑性。嵇文的清峻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这一方面是汉末魏初讲求名法之治，文章普遍趋向简明透彻之故。另一方面，士人中高傲、放纵的思想潮流影响到文章，便出现了所谓“师心”“使气”的创作态度，把主观情性作为驱策笔墨的主导力量，于是把作者自己的形象熔铸到了作品中，《文心雕龙》称嵇康为“隽侠”。我们今天读《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是确确实实感到里面鼓荡着一股“龙性”不可驯的侠气吗？像那随手拈来的鸳雏斥鸱、美芹献曝的故事，“七不堪”“二不可”的排比，都生动体现出嵇康居高临下、笑骂任心的气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有清峻之人格，方有清峻的文章风格。“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竹林七贤”死的死，降的降，于是像《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令人悚然动容的清峻风格也就不多见了。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是什么意思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的是文学的变更兴衰与社会、政治有关。
这句话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认为政治气候、统治者的提倡态度和身体力行都会对文学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政治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兴衰更替的最终决定因素。
刘勰（约465年—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
其中《时序》作为《文心雕龙》其中一篇，是针对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作了专门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刘勰在《时序》中揭示的是时代发展中的社会风气，政治教化以及统治者对于文学的独特见解对人民思想的影响。阐述了刘勰对于社会时序和文变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对后人有所警醒。
《时序》中的“时”是时代，“序”是顺序，“时序”即时代发展。其解释为文学的变化会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文学的更迭变化在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化中形成了一种交缠，社会的兴衰在时代文化的起兴期间也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交织缠绕。作者刘勰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以一种清醒的神情，高尚的信仰和独到的见解向后人展现文变和时序之间的关系。
于政治，统治者统治方式的优劣和文学存变的状态无时无刻都在受到时代和时间顺序与空间顺序的变动影响。就此而言，文学是无法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存在，更不必说任其发展了，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一切的风气和心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的更变。
一、时代政治于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作者就外物所见所遇而产生的内化，由心底的所感所想发乎于情，止乎于文，是作者对其现实事物存在的真实反映，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凝练，是其思想的升华。
文学源于社会实况，而社会的实况又和一个时代的统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从先秦文学到诗经楚辞，四书五经等等以及后朝的唐诗宋词元曲，再到后面的散文小说与戏剧，哪一个文学创作是脱离于时代，哪一个文学创作没有因其统治者的政策更变而变化。
古代作品大多因为政治腐败，统治者的昏庸，奸臣乱党的压制而自鸣，其中代表之作就有屈原的《离骚》，作者屈原因楚王奸臣不分，多次冷落自己，不听其建议而无奈不知所措，也只能以文抒情，以表愁绪。“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如果能得到心之所爱，即便是九死也是无所悔恨的，得不到君主认可的谏书蒙上一层层灰土，而如此敬君爱国的屈原又怎能忍心看着心爱的子民沉沦呢？
即便他满怀热忱，可终归还是抵不过君王奸臣的强大，一人之力所发出的呐喊声是薄弱而无力的，终于还是一人长叹息以掩鼻涕之事。这样的长长叹息与抒情强烈并深刻地反映了屈原内心的狂热，可又怎么能将其落到实处，挽救国家昌盛呢！这样的政治下，他的文也多与抒发情感、讽刺事态为题材。
而因国家昌盛，事态平安喜乐所创作的作者及其作品也是数不胜数，如盛唐的杜甫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实地反映了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公私仓廪都能够得以满足的社会状态。这样清明的政治教化对于和谐的社会风气的形式何不是一种助推呢！
政治抑制文化，也促进文化。
这不仅仅表现在作者的个人创作意图，还有些表现在政治统治后期的抑制，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戊戌变法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这一系列的文变哪一次又摆脱过时序政治的影响呢！
二、时代经济于文学的作用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经济的交易状况即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
故而，就经济而言，其对于文学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起着举头轻重的作用。
盛唐之处是历朝历代所无法忽视的，就如“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的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最为繁华之地。
无数才子，背井离乡，汇集于此，希冀成就一番功业。在追求经济，追求功名利禄的同时，诗人作者们的作品也皆在体现经济对于文学的促进作用。
于盛唐时期，自有盛世之歌。盛唐的风采，成就了诗歌史上的盛唐气象，这里有李白之飘逸，王维之精致，孟浩然之清雅等等。同样是因为诗歌，丰富了大唐的风采。
他们的诗歌，在内容、体裁、风格上，从正面或是侧面，都描绘出了盛唐长安的繁华，让我们能够一窥昔日的长安。
如此这般繁华的社会风态促成了诗人创作的多样化风格。因著诗者的心绪不同而不同，因著诗者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而有所差异。
于现当代时序，余华历经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建国初期，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因情生文，面对经济的富裕到没落，对人生，对时代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思考，对活着产生了疑惑。
就他而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一本著作《活着》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表现了一种面对死亡过程的可能的态度。
论其经济，多决定作用，而自古到今，经济对于文学的更变的影响作用也是无一例外。时代的顺序渐变决定了社会的文化学问渐宽。经济由时序而更迭不休，文变因经济而千奇百怪。
三、文变与时序的关系
文变和时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关系，所揭示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但因为意识本身又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对于时代生活又不是只有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能主动适应时代的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产生各种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体现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气。
清人赵翼有言：“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更古不变的是文变因时序而生，时序受文变而长。两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
自文学的诞生，如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在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每一类别的文学著作各有不一，皆因自己的时序风格而千变万化。暂且抛开固定时代的文学特色，根据文学的起源发展，由古今之比我们可以看到，文变适应着时序，时序制约着文变。
就好比古代古朝，科技落后，人们的物质条件停留在原生态的事物，万物都是天然的，就思想也是追寻超然物外的居多，所言所语都在自然美景，惬意美好都在于寻求自然，生于万物，言于万物。
现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作者多崇尚返璞归真，可所著之作却逃离不了电子产品和科学技术。更多的思想都是借着道德的至高点来过着奢靡的享乐生活。就此还会心生各种怨念与诉求社会的不公。
故而作品也多是渲染情感，以此聊情。常常丢失了古时的那份纯朴之意。这便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主观能动性引发的创作意识，文变也就因为这样而从没间歇。
纵然是文变受时序的浸染，时序的颜色常常会把文学染得五彩斑斓，而时序也往往源于文学。
在上书进谏的实例中，向统治者阐述的观点得到认可，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得以更变，这样的政治教化也会是一次全民的适应并且得到一种全新的改变。
就这三方面而言，时序和文变之间的错综复杂仍然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论述，文变和时序之间也绝乎仅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交错纵横，只能够说，文变和时序之间绝对少不了这三个层面的关系罢了。
追其溯源，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严密体系的理论专著，对其文学的研究造诣可谓之深矣。虽是南朝的著作，但不论是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是没有界限的。
而《时序》正是巧妙地将文变和时序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给予研究文学的后人一种严谨而细密的理论关系，其参考价值更是毋庸置疑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变”二句，是引用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话，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篇》。大意为：文学的变化会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文心雕龙》一共50篇，《时序》一篇是专门讲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的。在本篇中，刘勰详细地追溯了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与时俱变的情况：他指出，唐虞时代歌谣的质朴无华、心乐声泰，是当时社会“政阜民暇”的写照；战国时期文章恣肆奇诡，是适应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纵横雄辩之风。
汉代辞赋争奇斗艳，是当时社会上层“润色鸿业”的政治要求的体现；汉末建安诸子，作品往往“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当时社会动荡，“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反映；晋以来文学内容空泛乏味，“篇体清淡”，与当时社会清玄风气的流行极有关系。
从文学史上的这些生动的例证出发，刘勰总结出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概而言之，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扩展资料
对文学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认识，在我国整个文学思想史中是一脉相承的。先秦的《礼记·乐记》在总结乐歌的历史变化情况时就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意谓：乐歌之情调是时代的反映，治世之音乐安详和乐，缘于时代清平、政治和顺；乱世之音乐悲哀怨愤，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乖戾无道，百姓困苦。这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
魏晋时阮籍在《乐论》中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直接提出“礼以变俱，乐与时化”的论断。其后的魏收提出“文之为用，其来日久，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孔颖达提出“诗迹所用，随运而移”；欧阳修讲“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
这些都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俱变的规律。后来，明代的李东阳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乎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
当时文人中有一股泥古的风气，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一位对抗复古逆流的英雄，而他也正是立足于“文随时变”之理来反击泥古之风的：“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貌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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