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李广的评价，白羊男酒后想念的女人是谁

白羊男酒后想念的女人是谁

白羊在正常情况下是个直率、热情、冲动，但也十分的自我为中心和孩子气的人，但在他们醉酒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白羊在醉酒后的常态就是想念那个藏在心底的人，也许是个可爱的人，这样的人给他的感触往往是最深的；

要不就是从前的白月光，那样的妩媚，那样的迷人；在不然就是初恋，毕竟对他来说，初恋都是那么的纯真、美好；再不然就是那个自己不懂得珍惜，而备受伤害的人，错过才知道对方的珍贵。

其实，白羊座很多时候是在酒后，才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认清自己。

司马迁对于李广的评价

浪得虚名的飞将军——李广

《史记·李将军列传》描述了号称飞将军李广的坎坷一生。文中洋溢着作者寄予的一种独特的深深的同情与感慨。作者对李广一生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深为感愤,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的深厚同情一直左右着读者之心。于是后人写道：“李将军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也通过作者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千百年来,却几乎没有几个人透过这层深厚的同情之网，冷静地全面地观察主人公的一生。实际上，这位深受后人尊敬的李将军，有名将之称而无良将之实。更准确地说，李广是一个怀有精湛武功与异常勇敢的冲锋陷阵的个体性的勇士，而并没有指挥千军万马、攻城破敌的大将之才。

一、李广实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于一个将军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射。”

李广受家庭熏陶，年青时即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汉文帝的这几句话，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以为李将军真的生不逢时，每每在词章中驱使。如司马贞《索隐述赞》云：“嚋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却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都以为李将军有封万户侯，甚而比肩张良、韩信等汉初诸将之才具，实则大谬不然。李广既无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将之策，又无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将之才。

综观自言“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实在是是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的战例和事迹，“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但却并无大的战功。

有的只是个人神勇之事。如广为后世传颂的“将军夜引弓，没镞石林中”：“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再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详写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礶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人们常常赞颂李广率百骑从匈奴数千骑眼皮底下脱险的急智。实际上，李广身为一军之将，竟然置大军于不顾，率百骑为追杀三名匈奴军而遭大敌，险些被擒杀，本身就是大不智。而“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则更可见李广带兵治军的疏怠。《李将军列传》中比较了李广与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的治军之异：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李广治军“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从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仅仅凭着“远斥候”才“未尝遇害”。程不识则治军严整。这个比较，司马迁当然不是想说李广治军之疏怠，而是想说明李广治军的别具一格，想通过诉说李广与士卒同甘共苦，不摆长官威风，“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来说明李广爱护和体恤士卒。然而，实际上正因为李广治军不严，防范不严，计划不周，使军队成了一批“乌合之众”。虽然士卒也甘愿为之死战，但无疑长此一来军队整体战斗力大为削弱，容易被敌人袭破。程不识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正中李广带兵之弊。偏偏李广又“自负其能”，往往欲凭借个人的骁勇善战，希冀以少胜多，终于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大败于雁门关外：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其后四岁，按，时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弛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后人读到此处，不仅不怪李广之破敌不力，反而盛赏李广之逃险有勇有智。殊不知，这些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实无挥师千万、攻城破敌的将才。打个比方，某造纸厂因平时疏于管理，发生火灾，厂里领导积极组织救火，尽量地减少损失。而舆论也大力宣传该厂领导组织救火，尽力减少损失的“英雄”事迹。反而无人追究这种火灾本是平时疏于管理造成的，本是可以避免的。本来是他的失职，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李广上郡救中贵人事、雁门被擒佯死逃生事，均类乎此。读者沉于司马迁的同情感慨笔意中，而忘却了主人公实实在在的面貌，千百年来的叹李赞李之作大概亦系因于此了。

二、李广并非仁德之将

本来，衡量一名将军，作一般道德价值判断并不是妥洽的事情。仁德不仁德并不是作为将军重要的指标，关键还在于军事上的成就与意义。但人们总是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某些段落赞赏李广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如：“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还说李广“引刀自刭”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由此很容易引得一些读者或听者的同情与感情与感慨，以为李广就真的是位仁德之将。但是，当我们稍稍冷静地体察全传,便可发现，进而惊讶，这一位“饮食与士卒共之”的李将军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个仁德之将。且看：

（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韩将军后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至军斩之。”

且不说霸陵尉的实在是醉酒不知，冒犯斗狠，就算是真的得罪了李将军，也并非十恶不赦，而李将军却因睚眦之仇以斩杀相报，实在不是君子所为，哪里还谈得上甚么仁德！这比起当时另一名将韩安国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史记·韩安国传》载：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使，起徙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今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韩安国之大度与李广之偏狭适成鲜明对比。再如李广表示追悔的一件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这一诈杀已降的残暴行为，当时著名望气专家王朔即以“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相刺，难道千百年来的读者就一直视而未见么？知而不言，为尊者讳，怕坏了李将军千百年来受人仰慕的名头，以致掩没了李将军本来的面目。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将军“引刀自刭”了。这的确是一幕悲剧。但悲剧的主人公真的那么值得令人同情吗？我们想象，当时李广已六十余岁了，就算是对寿命普遍高于当时的现代人来说，也算是老了，何况在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公元前！而对一个要拼杀疆场的将军来说，就更是不得不说确实太老了！因此，在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的同匈奴决定性的大战中，年老体衰的李广不能作为主力，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确乎是势在必行。这是符合艰苦卓绝战争需要的明智之举。而李广却求战心切，企图建不世之功，不听号令，“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左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之导或失道，后大将军”，致使大将军与单于接战痛失良机，“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作为一名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因一己之私念而坏国家之大事。李广正有失于此。触犯了国法军纪，追查责任，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李广的失职犯法，也理所当然要追查。终于，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三、李广亦非怀才不遇

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汉书·匈奴传》载：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安国军，事见《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事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时韩安国驻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之后，韩将军徙右北平死。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按，石建卒年，《万石君列传》不载。《汉书·百官公卿表》系“李广为郎中令”在元朔六年，则建卒年当在此年。可见，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间，也即在汉匈河南、漠南之战时期内。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汉武帝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此役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此役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次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

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实际上，司马迁的这种褒扬，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几年，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即持续数年的河南、漠南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李广自始至终不在主战场上。虽然此役之起，在于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但汉军大规模的反击一开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区的压力，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进而获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战略目标为行动方针，故而汉军专力于靠近京畿地区的西线战场，而以部分兵力固守东线，牵制匈奴兵力。而且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之重心自始至终不在东线，而在西线。李广担任的是牵制匈奴军力，策应汉军主力作战的作用。匈奴亦不以东线为主要进攻方向。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后，多次力图恢复，不断袭扰朔方等地。汉军亦拼力保护，企图长久获得战略进攻之要地。故而汉匈随后战争的主战场交织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线之河南、漠南一带，“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东线之右北平并非双方争夺的重点，双方于此发生的战役稀少，规模也不大。因此司马迁所谓“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云云，褒表李广之威赫，不过虚美之词耳。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京畿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果生不逢时耶？果怀才不遇耶？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倒是私心以为卫、霍出于外戚，其功亦出于侥幸。卫、霍诚出外戚，然其功果侥幸耶？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从者数十万，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李广得罪于斯役。《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刘邦、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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