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静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以东60多公里的深山里，有一座平均海拔2700米以上的彝族山村火普村。位于昭觉县解放乡的火普村，是一个典型的高寒山区极度贫困村。尽管火普在彝语里的意思是“高山之巅”，但当地村民的生活多年来却只是在“低谷”中艰难维持。
凉山彝区是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区”，许多陈规陋俗还依然存在，社会化程度低，现代文明普及不够，属于“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再加之早期毒品的传入，毒品犯罪、艾滋病的传播导致贫困状况加剧，是全国脱贫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被形容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其中，火普村所属的昭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
2015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等部分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选派第一书记开展驻村精准帮扶，此后第一书记制度全面铺开。四川省政府针对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等贫困地区，逐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帮扶。马天便是其中之一。
马天是凉山州广播电视台教育栏目的一名制片人，2015年5月，火普村被确定为电视台精准扶贫的对口帮扶点，从接到单位安排他驻村扶贫的通知到离开西昌，前后不足一周时间。
按照四川省政府“每2年一轮选派，每轮任职2年”的任期要求，马天原本在2017年年底便可结束驻村回到原单位，但是考虑到当时村民还没有真正富起来，他决定把回家的事先缓一缓，这一缓就缓了近三年。2018年11月，火普村全村脱贫。2020年5月，马天正式结束驻村，过去五年他亲眼见证了火普村在易地搬迁、道路交通、医疗教育、移风易俗、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目前，全国在岗的91.8万驻村干部中，第一书记有逾20万人。作为“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末梢，驻村第一书记是国家治理嵌入基层治理的执行者，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脱贫看四川，四川脱贫看凉山。”火普村的蜕变是大凉山脱贫攻坚工作的缩影，马天离开火普村半年后，凉山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2020年11月17日，四川省政府宣布昭觉县、美姑县和越西县等最后7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这7个贫困县都位于凉山州——我国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
2021年初火遍全网的扶贫剧《山海情》，记录了主人公马得福带领家乡宁夏人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而在千里之外的大凉山，同为彝族人的马天也在努力帮助火普村这个彝族山村从低谷走向“高山之巅”。
回到西昌这大半年以来，马天时不时总会想起火普村，有时他甚至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留久一点，“火普村这5年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这是我在单位、在社会上都学不到的。”
（火普村掠影 王静远 摄）
以下是马天的自述：
驻村
在没去火普村之前，我是凉山州广播电视台教育栏目的制片人。我们是事业单位，火普村是我们扶贫帮扶的重点村。2015年5月我接到通知，单位安排我到火普村当驻村第一书记。我以前在乡村当老师，有基层工作经历，并且我是彝族人懂彝语，我猜可能是这两方面原因才派我去的。
一开始我有点抗拒，当时老丈人刚查出来食道癌，两个孩子年纪很小，大的三岁小的一岁，他们都需要我照顾。我和单位领导反映过，但是领导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让我先干着再说。
刚到火普村的时候，我感觉特别茫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从哪儿做起，说实话当时心特别凉。凉山州靠东边的几个县，和西昌这边安宁河流经的这一带，不管是经济收入还是思想观念差距都特别大。那时候是2015年，可是当地村民们的生活还跟我小时候差不多，我是80年的，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居然还没有改变，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驻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村民家里都走了一遍，花了26天左右。精准识别贫困户，得自己实地去看、去听、去问，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马天在村民家摸排调查 受访者供图）
那时候我刚到村上没多久，入户调查的时候，我跟村民打招呼，他们都不理我，我走进村民家里，他们看到我就关门，我很奇怪，心想我又不是小偷。后来我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怎么搞的？我们彝族的风俗是很好客的，你们怎么看见我还关门？”我打听之后才知道，第一，他们觉得我是来“镀金”的，“镀”一段时间回去就提拔了，不是来干实事的；第二，他们家里特别臭，不好意思让我进去。
我去村民家，刚走到家门口就臭味熏天，连人身上也有味道。他们拿板凳给我坐，上面有很多灰尘，但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掏卫生纸去擦，直接就坐下了，我不想让村民觉得我嫌弃他们。作为一个带头人，我一定要尽快融入到他们心里面去，这样才能开展后续的工作。不过我晚上回到住的地方，就自己挑水洗裤子，那时候特别冷，每次洗完手都快冻成冰了。
之前我没做过扶贫工作，白天忙完了，晚上就上网学习精准扶贫相关知识。入户排查一遍后，我结合我们村的实际，做了一本很厚的、图文结合的规划书，把接下来三年的工作安排都制定好了，从那之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规划来的，比如哪一年到哪一年我主要抓什么东西，后来又细分到每个月、每个星期。
搬家
脱贫肯定离不开易地搬迁。之前不要说路灯，连公路都没有，只有山间小路，当时村里满地都是猪粪牛粪。
尤其是二三月份的时候要种马铃薯，村民都会把猪粪牛粪晒在家门口，因为他们得背着粪便去地里施肥，有的肥料太重马都驮不起只能人来背，晒干之后的话背起来就轻多了。当时我去村民家里，穿着皮鞋不小心在门口踩到粪便，摔过好几次，所以后来我就穿雨鞋，不那么容易栽着。
（火普村村民过去住的土坯房 受访者供图）
原来村民居住的地方特别分散，一开始我想把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但是后来有老百姓反映这样的话离家里的地太远，种地干活不方便。所以后来就因地制宜，把全村分散到四个居住点，分别是火普点、依噶点、吉乃点、幼教点。不过每个居住点内各家各户必须要集中，这样方便大家共享公共基础设施。
2016年下半年，新房子周边的公共基础设施差不多都配齐了，包括水电、交通、卫生室、幼教点、文化活动室等等。很多五六十岁的老人和我说，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进这样的房子。11月，火普村全村村民搬入新居过彝族年，当时我和村书记一起在老乡家里过新年，自己家过年都没回去。
还没搬新家之前，我就向自己单位申请了电视机，给每户人家里都装了电视，“锅盖”是我专门学的。我不能让我的村民做“井底之蛙”，有了电视以后，平时他们也能看电视学普通话。
昭觉县有“一村一幼”政策，一个村至少要有一个幼教点。幼教点主要是教彝族小孩子讲普通话和培养个人卫生习惯，原来这些小孩见到人就跑，上学之后变得开朗大方，每天都用普通话给我打招呼。很多彝族小孩就是因为学不会普通话，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上课跟不上，久而久之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之后就选择打工不再读书了。
另外，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卫生习惯，回到家里也会教自己的父母，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手拉大手”。
“靠马铃薯永远也脱不了贫”
虽然我们没有“绿水青山”，但是我相信荒山荒坡也能有经济收入。火普村平均海拔2700米以上，我跑遍整个村发现房前屋后都没有一棵水果树，冬天的时候全都冻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蒙了，真是什么都种不了，就连青椒、花椒都不行。
之前这里只有马铃薯和苦荞，但是我敢这样说，如果靠它们脱贫，永远也脱不了贫。因为经济效益太低，靠它们脱贫难度太大，返贫的几率也大。有一次我在村里的山顶上和树林里，发现了野生草莓、菌类、中草药，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的村民脱贫有希望了。
2015年11月，我开始试种草莓、香菇、中草药续断，我买了村支部活动室前面一小块地的承包权，价钱不贵，村民特别支持我，只收了我200块钱。然后我就不管它们了，让它们自然生长。2016年五、六月份种出来了，草莓的口感比西昌城里卖的还要好，因为我们这里海拔高，不需要打农药。
香菇长势也特别好，不过后来我在网上又发现了羊肚菌，当时香菇的价格才二三十块钱一斤，羊肚菌却能卖到九十到一百块。脱贫当然要选“来得快”的产业，我想着菌类都一样嘛，所以就请示了省里安排的帮扶单位——绵阳涪城区人大，想让他们请一个专家来看看我们村适不适合种羊肚菌。
专家来村里看了后发现可以，于是涪城区人大又免费提供了羊肚菌的种子、大棚，还传授给村民相关种植技术。2017年，我着手规划出了1.7亩的高山草莓大棚和5.1亩的羊肚菌大棚，火普村的产业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了。
（火普点的种植大棚 王静远 摄）
2019年2月，四川省农科院院长来我们村调研，我和他说火普村有7200亩草场资源优势，但当时只种了羊肚菌和草莓，我问他能不能在产业上帮帮我们。
后来，农科院也派了个专家博士过来，还免费给我们提供了蓝莓种子试种，试种成功后，2020年2月，我们在村里规划扩建了三十多亩的蓝莓种植基地。我们的蓝莓都种在荒山坡上，这样一来不但有经济收入，还解决了村里土地闲置的问题。我打算之后在种植蓝莓的地方修小道，游客可以现场体验采摘，这些在我写的规划书里都有（笑）。
让村民看见“蓝天白云”
驻村扶贫这五年来，我觉得移风易俗工作是最难的，易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这些工作，都有党和政府、各级帮扶单位在背后支持我们，但是改变思想不是说只要在村规民约上制定出来，村民就会跟着执行了。
如果思想观念不转变，哪怕村民挣到了钱，也很可能一夜之间又返贫，归根结底永远都脱不了贫。凉山彝族区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中间没有过渡阶段，说是“一步跨千年”一点都不夸张。他们的思想还很落后，我们要努力让他们看见蓝天白云。
我走村入户的时候发现，很多老百姓不洗手不洗脸不洗脚。可能别人会觉得，不就是用热水壶烧个水，这有什么难的？当时一度电是一块多，但是村民为了节约用电都选择烧火，就算有烧水壶也不舍得用，平时只舍得开灯，烧火的时候还要把灯关掉。很多人都是家里支一个锅生火烧菜，人吃的、猪吃的都在这个锅里煮，煮完菜就去地里劳作了。晚上回来又累又冷，如果要烧水洗脸，他还得把锅里的油都清洗一遍，所以很多人都不会去做。
（火普村村民过去住的土坯房 受访者供图）
我让村民们洗衣服剪指甲，他们都不听我的。别说村民了，很多村干部也不理解。村两委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跟村民没什么差别。一开始我和村两委干部们常常发生冲突，尤其在移风易俗工作上，我们吵过很多次，就差没打架了。
村干部们认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你有本事就多拿点钱出来，把经济发展好就行了。他们反对移风易俗改革，觉得个人卫生、人畜混住、婚丧嫁娶这些陈规陋习没必要改。有一个村干部曾经跟我说：“你如果把这些事拿下了，我就穿鼻子当牛让你牵。”但是我认为精神脱贫、物质脱贫必须结合起来同时开展，你不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整天在大树底下乘凉、打牌、喝酒，你能脱得了贫？
火普村村书记读过小学，有一点文化，是个明白人。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村长和村书记，我千方百计地想让我的想法也变成他们的东西。他们在村干部和村民的心里比较有威望，如果不抓住他们，指望着一个一个去找老百姓谈，一个月下来什么也做不成。
有些村干部自己家里都很脏，我就叫上村长和村书记，我们三个亲自去他家里打扫卫生。如果我们都不带头的话，谁还会跟着你做，就这样慢慢感染了其他人。
最困难的第一家
彝族人传统观念里婚丧嫁娶要大操大办，如果不给老人杀个几十头牛，自己就是个不孝子，没法跟亲戚朋友交代。比如说这家人今年收入提高了，但突然家里有人去世了，本来第二天就要脱贫，结果一夜之间欠了一屁股债。
死一个人杀二三十头牛，一头牛按8000块来算，再加上酒席、烟花爆竹这些，加起来要二三十万。有些贫困户家里牛不多，他的亲戚会给他牵几头牛，但这不是无偿的，以后亲戚家有了丧事，他还得还回来，如果他本人没能力还，他的子子孙孙也要还，一家几代人都要背债。
最难的是村规民约出台后第一家办丧事的。2016年1月，拉马有惹的妈妈去世了，之前他在村规民约上按了手印，承诺杀牛不超过4头，烟花爆竹花费不超过1000元，但他还是坚持要大操大办。我们和他谈判了整整一天也没成功，做什么思想工作都没用。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天晚上11点半左右，我悄悄地把村书记、村长，还有我最信任的几个能说会道的家支头人叫到外面。我说如果拉马有惹坚持杀几十头牛，那么所有村干部、共产党员及其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都不许参加他家的丧事。火普村全村才一百多户人，大部分都是村干部和党员的亲戚，邻里邻居都不来，他一个人根本办不了。
然后我进屋把这个决定告诉拉马有惹，接着说“我一天都没吃饭先撤了”，其他村干部随即跟着说“我们也撤了”，他就赶紧跑过来拦着我说“你不能走”。他跟我说：“我可以听你的话，但是我有要求。第一，封住邻里邻居的嘴，不让他们说我的闲话；第二，丧事可以简办，但必须保证我这些前来奔丧的亲戚朋友吃好喝好。”
我说我管不住其他人的嘴巴，但是这些闲言闲语，最多也就一个星期。另外，我也答应他吃喝这方面我亲自来操办，保证让他的亲朋吃好喝好。按照以前规矩，他家的丧事得花20多万，后来只花了5万多。
那天我特别高兴，在广播里向全村人表扬了他。我说拉马有惹是我们村的标杆，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以后有什么优惠政策，政府都会优先考虑他。办完丧事后的几天，他一大早5点钟就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他都哭了，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
后来村里第二家办丧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人家拉马有惹都能做到（丧事简办），你为什么不能？”有了第一家，后面的工作就顺理成章，第一家是火普村移风易俗工作推进过程中的转折点。
针对移风易俗工作主要就是两部分，第一，制定村规民约约束村民；第二，通过奖励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我向涪城区人大申请了两万块钱的资金，用这笔钱成立了“道德银行”，还建了一个“雄鹰基金超市”。
（火普村的“道德银行”王静远 摄）
村里设置“道德积分”，每年对全村每一户进行评分考核，考核内容包括个人及公共卫生、医疗教育、吸贩毒等，比如入户路、厨房、卫生间是否干净；物品摆放是否整齐；生病是否去就医了；小孩是否辍学；家里是否有人吸贩毒。
年底召开村民大会，把每家每户的打分情况进行公示，前几名奖励洗衣机、电热毯、电视机等等。另外，每个积分相当于一块钱，村民可以凭积分在雄鹰基金超市换购生活用品。
第一年搞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配合，开村民大会都没人来，我在上面讲，村民们在下面窃窃私语。当时有一个村民很不服气，但是后来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家比谁家都干净。
扶贫先扶智
扶贫先扶智，扶智就是改变思想观念。改变思想观念不是一两句话就行了，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不是每一次都会顺利，现在我说起来这些工作一句话就带过了，但在当时做起来是很复杂的。
首先改变个人卫生生活习惯，第二改变婚丧嫁娶、看病不就医这类陈规陋习，第三就是鼓励村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自己把腰包鼓起来，自己内心有立志脱贫致富的念头，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扶贫扶智都得因地制宜，想要改变村民，必须得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从他们都信奉的习俗入手，慢慢地“摸石头过河”。如果你跟老百姓信奉的习俗反着来，全村人都会反对你，最后什么都做不了。
以前村民生病不去医院就在家里搞迷信，花大几千买一头羊，然后请毕摩（和尚）来念经。后来我和他们说，生病了先去医院就医，要是看完还不放心再回家搞这些，这是他们的信仰我没法干涉。但是如果你有病了，不先去就医，而是直接在家里面搞迷信，那我就要扣你的分。
包括吸毒贩毒也被纳入考核打分，全家只要有一个人吸毒贩毒，全家积分都清零，没有资格参与任何奖金评比。彝族信歃血盟誓，所以我就买了一只鸡，请了当地的毕摩来念经，谁如果再吸毒毕摩就会“诅咒”他的下一代，念完经就让他们喝下鸡血，彝族还是很相信这个东西的。
人必须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一直鼓励彝族年轻人走出大山，村里开办“农民夜校”，从西昌请来专家对村民集中进行培训，比如电焊、厨师、理发、驾驶、宾馆服务等等。我的理念是一家必须至少有一个人就业，这样全家才能脱贫。
我最高兴的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过年回来的时候，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染着头发、拉着皮箱，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年轻人把在外面学到的好的生活习惯带回家里，一家人中有一个人改变，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这家里的其他人。
其实彝族同胞是很勤劳的，就是因为思想观念一直没有转变，所以没有找到脱贫致富的渠道。
（马天在村里的乡间地头 受访者供图）
2018年11月，省政府验收后宣布火普村全村脱贫，当时觉得几年的努力和心血没白费。虽然工作仍然有不足，但我心里认为我们村脱贫是没问题的。正因为我们做了实事，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不管是县上、州上还是省上的领导来，我都没担心过，我是很有自信的。
生动的一课
在火普村的这五年，我见证了住房建设、道路交通、移风易俗、精准防艾等一系列变化，很有成就感，媒体报道火普村的很多文章，我和朋友在一起时也会“吹牛”。但是一想到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心里还是难受。我刚下来火普村那年，我妻子也被安排分管脱贫攻坚工作，她在德昌县六所镇做乡党委副书记，我们俩都战斗在一线。
（正在修建中的新居 受访者供图）
驻村结束后回到家里，孩子都不认识我了，一直躲在他奶奶身后。当时心里很难过，晚上躲在被子里悄悄哭。虽然我外表看起来高大威猛，但是内心还是很脆弱。
其实之前驻村的时候晚上也会哭，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桌前坐着，突然想出来移风易俗工作下一步要怎么开展落实，当时特别高兴，心想“哇，我终于做好了这件事”。但是下一刻一想起家人，我就控制不住。
刚下去火普村前两年，刚刚开始建房修路，我根本走不开。当时西昌到昭觉的那条路正在修，一天到晚都堵车，回家很不容易，老人生病我也赶不回来。老人也不想让我操心，哪怕身体不能动了，也都是撑到进医院那天才告诉我。15年到17年，这三年春节我都待在村上，没跟家人一起过。
刚下去火普村的时候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干了这几年，现在头发都白了。这地方海拔高紫外线太强，前两年我的手一直脱皮，头一两个月脸也是肿的，你现在看到我跟“黑侠怪”一样，这都是有原因的。
（马天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王静远 摄）
但是我不后悔，我是运气好，被单位分派到火普村，关于火普村的感人故事非常多，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阿妈，她的三个女儿都嫁到外县了，当时还没有住进新房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年轻的村干部一起，给她家的土坯房翻瓦、挖排水沟，后来她甚至跪在我面前嚎啕大哭。只要你为老百姓做一件小事，他们就会很感动。
2017年年底我本来都要准备回家了，但是村民不让我走，有村民去找乡党委书记说让我留下来再干一年，村干部和村里的家支头人也劝我再留一年。另一方面，当时我的工作也确实没有完成，老百姓还没富起来，所以后来就留下来了。
2020年5月，我离开的那天没有告诉村民，只和村书记、村长说了一声。之前17年那次准备走的时候，全村村民在村口把我堵住了，所以这次走不愿意再看到他们那种很期望的眼神，我害怕离别的场面。
火普村就像我的第二个家，虽然我离开了，以后也会一直关注它的发展。我和村民现在也常常聊微信，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很高兴，很有成就感。去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离开后，有十几个村民专门坐车来西昌看我，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回去，那天我特别开心。
去年我的愿望是希望我们村所有村民都能脱贫过上好日子，如今也实现了。今年我最想的就是回到原单位以后，能在工作上有所突破。过去这五年媒体行业技术发展变化太快，现在刚回单位半年多，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还没从火普村的生活走出来，需要一段时间重新适应新阶段的生活。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有坎坎坷坷，不顺的时候想想在火普村的经历，我也会想开一些，可能这就是自我安慰吧。在火普村这5年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这是我在单位、在社会上都学不到的，我觉得这五年很值得，这是上天安排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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